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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人说,在上海和重庆两地开展的房产税试点,正在考虑向北京推广。“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2012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李剑阁说。他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十到二十个百分点。李剑阁的总结是:古今中外十分罕见。不过,官方不认同税负繁重的说法。2011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税负不痛苦,而且是合理的。理由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年的一项计算,工业化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水平为45.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5%。而中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李剑阁提供的数据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虽然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且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下降。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大量的财政收入是没有纳入到预算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很多超收的税收,没有计算到上述公式中去。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CFP/图)郁闷的企业别太伤心,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比你还郁闷。2011年,TCL净利润不到17亿元,但税收高达42亿多元。最近一次股东大会的时候,很多股东责问李东生干嘛交那么多税。李东生无奈地表示:“我肯定没有多交税。”在这42亿多元中,有百分之十几是税外的行政性收费。李东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建议说,教育附加和城市建设费等税种,都是二十多年前财政收入很少的时候征收的,现在完全可以减免甚至取消。李东生背后的企业群体的减税诉求是,希望参考早期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对企业利润中转投资部分应适当减免所得税,鼓励再投资,同时为行政性收费减负。对他们来说,现在的税收中往往包含了重复征收。比如说,有媒体曾经公开报道了集成电路工业的案例。在这个行业,工业流程往往包括芯片设计、加工、测试、封装四个环节。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做四个环节,以产生150万的销售额为例,按17%税率缴增值税25.5万元。但实际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分工变细,企业越来越多地会选择外包。假设将其中两个环节外包,这两个环节产生的营业额为60万元,那么外包的公司需缴纳3万元营业税。在现行的税制中,外包完成,这家集成电路公司最后做出成品销售出去后,这3万元也不能抵扣,所以整个环节中国家收到的税收实际上是25.5万+3万=28.5万元。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分工越细,国家收到的税就越多,这正是传统税制与现代产业形态之间不匹配所导致的。但这样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2012年1月份,上海启动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改革。很快,北京、江浙一带的地方政府已经纷纷跟进,申报试点资格。这只是新一轮税改中的一部分。2011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多项税改措施,涉及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和关税等多个税种。其中,影响面最广的是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财政部长谢旭人透露,2012年将提高增值税与营业税起征点。而据贾康透露,2012年中国的进口环节有六百多项产品关税要下调。至此,新一轮的税改全面启动。多收了三五斗综观共和国的税史,差不多每隔十年都会有一次大税改。每一次税改,都既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又会带来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调整。值得记录的第一次税制改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利改税”,将此前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改为征税。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利改税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时候市场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企业交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接着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当时的中央政府面临“两个比重”过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这是分税制改革的最大考量。分税制改革解决了中央没钱的老问题,但造成地方政府越来越穷的新问题。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重心上移中央,但事权重心下移地方。地方政府要完成政绩,就要搞建设,但又缺钱,财政亏空到地方上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于是,创收和土地财政开始流行,“跑部钱进”去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也由此成为京城一景。2003年以来,我国实施了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增值税转型、取消农业税、修订个人所得税等新的税制改革,启动了又一轮的税改。但这几年的结果却是,我国财政收入超收越来越多,超收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纳入预算法的约束范围之内,由政府自由支配。这造成超收部分的资金使用腐败高发。目前的预算法规定,政府设立新的税种,要经过人大的批准。但是预算法没有规定地方政府不能超额征税,多收的税不受到法律的约束。李剑阁建议: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政府应该解释预算偏差的原因,对超支部分要做认真如实的报告。如何减税这一次,发轫于2011年的新一轮税制改革,选择的是以结构性减税为突破口。贾康认为,这个时候国家之所以愿意减税,一是国家财力雄厚。其次是外需市场不好也不稳,迫切需要扩大内需。而结构性减税是刺激内需的利器之一。结构性减税不仅包含减税,也包含增税。比如资源税改革实际上就是增税。推动资源税改革,和房产税一样,都是将税种纳入地方税,这被看做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没有触动分税制的整个基本制度,但是会给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带来新影响。至于个税改革的真问题,他认为,不是起征点高低的问题,而是要随着CPI的上涨,提高扣除额。李炜光和贾康也都主张对个税综合改革,而不是简单的调整起征点。如何综合改革,李炜光以美国的例子解释说,美国人存在银行准备买房子的存款产生的利息、养育孩子和赡养老人的费用等都扣除出应纳税所得范围。“我建议立即减税1万亿元来提高效率。”活跃的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公司董事谢国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没有大规模减税的话,中国经济会有陷入滞胀的风险。”不过,减税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儿。“就像过分生长的野草一样,混乱的减税将扭曲人的行为,妨碍经济的发展,还夺走政府应有的收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Brooks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假设五角大楼想买一架新战斗机,政府并不会直接写一张100亿美元的支票给制造商,而是免掉了制造商100亿美元的“武器供应税”。政府仍然可以得到飞机,制造商也通过税收减免获得了资金,而政客们会到处吹嘘自己削减了税收。他的理由是,因为减税是隐性的,减税的利益很多流向了最不需要减税的群体——那些有着优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人,而不是脆弱的和事业刚刚起步的人。因此,让税收变得更加简单,更加直接,让每一个人都看得懂,就更加重要了。(南方周末) 中新网3月9日电 据外电报道,利比亚执政当局总理凯卜8日表示,没有在该国境内发现任何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训练服务的地点。 凯卜表示,利比亚确实支持叙反对派,并指出利是最早承认“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国家。但他同时也说,“我对利比亚为叙反对派提供培训地点的情况毫不知情,除非这些活动是在未获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暗中进行的。但是对这一点我也深表怀疑。” 7日,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责利比亚为叙利亚反抗力量提供培训中心,并为其提供武器。俄方称这一举动将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称,美方认为凯卜的表态算是对俄方指责的正式否认。但他本人拒绝对事件加以评论。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将就“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增产增收”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韩长赋]2011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增粮增收好形势,而且是大丰收的年景,我把它做了一个归纳,我以为,2011年有“五个首次”、“五个超过”。“五个首次”就是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1424亿斤,首次登上11000亿斤的新台阶;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实现“八连增”;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首次超过了1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首次达到了850斤,大家知道,我们说粮食安全标准线是人均800斤,去年超过了850斤;除了粮食以外,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等十大农产品也是全面增产,这是16年以来的首次。 “近些年,重型制造、化工、钢铁、造船、港口等临海产业自北向南一字排开。”海洋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专家8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高度开发的沿海地区临海产业发展规模大,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是多面的。” 这些影响包括,废弃的化学物质、废水、固体废弃物、温排水等对海水水质的污染;占用海域、海岸线资源,对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的破坏,以及布局分散导致的治理污染的难度加大等。 在港口、码头方面,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表示,我国人均海岸线长度较少,海域使用极为紧张和密集,对土地、港口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开发是必需的,“但是应切记不能盲目开发”。 农工党中央在提案中指出,石化产业分散布局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增加了污染物排放,加剧了赤潮、灰霾等累积性生态环境风险;沿海布局带来大面积围填海,导致自然海岸线丧失、生态环境被破坏;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原油和石化原料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泄露等突发环境风险也常常发生。 农工党中央建议,全面实施战略环评,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与主体功能区划相结合,利用运输便利等优点,在沿海集中布局两到三个石化产业基地,并做大做强,其他区域严禁规划和新建石化项目。同时,全面实施规划环评,要求石化产业基地外延5000米范围内不得新建集中居住区,不能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上述海洋系统专家建议,沿海经济开发应严格执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制订和完善有关海岸线资源、滩涂湿地资源利用、保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加强对海岸线资源管理的领导和协调,保证岸线有序、有偿、有度使用;岸线利用必须按照控制性规划要求,实行总量控制,分期实施,严禁多占少用、占而不用。 中广网北京3月9日消息(记者杨守华 江苏台郭莉莉 柏媛媛)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700万套以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住建厅厅长周岚提交了一份让低收入家庭购买保障房时也能贷款,尽早住有所居的提案。 这个利好消息让南京市民马先生十分高兴,“保障房我们希望进度能更快一点,现在这么多的低收入家庭需要解决,这个速度虽然很快了但是我觉得再更快一点,希望有关部门做到质量有保障。” 要建这么多的保障房,数量大,任务重,更主要的是钱从哪里来?困难家庭可以申购保障房,在银行却贷不到款怎么办?周岚委员在提案中提出:建立为保障房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支持,设立专门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对建设方和保障对象给予融资和贷款支持,“今年与往年不同增加了竣工,对地方政府资金的支持的压力更大,目前我们是靠政府投资,而社会资源如何能够把积极性发动起来,加入到住房保障民生工程去,我觉得需要度身定做的金融支持政策来推动。” 身为住建厅长,周岚委员五年来每年都有保障房的提案,去年她关注的是保障房1000万套能否落实,今年随着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推进,更多的关注政策的制定。每年住房提案的主题和内容是递进的,“目前我们有加大对住房金融支持的导向性政策,但是没有刚性规定。对保障性住房每个商业性银行应该规定额度、规定刚性要求,否则你把他和普通的金融产品一样来衡量,那保障房就存在着回收周期长、回报利润低、潜在风险大的不足,你让它和普通的金融产品来竞争,银行很难向住房保障倾斜的。” 因此周岚在提案中建议,设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在改革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运用政策手段鼓励住房储蓄,采取专门办理住房保障贷款等业务的方法,对建设保障房的公司和住房保障对象给予融资和贷款支持。同时为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保障房时,提供长期、低息乃至无息金融支持产品。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将就“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增产增收”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韩长赋]“五个超过”主要是在收入方面,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超过两位数,达到11.4%;增幅超过城镇居民3个百分点;当年增加1058元,超过1000元,这也没 澳门银河官网yh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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